文怀恩的照片（收入 《John E. Williams of Nanking》 ）
1927 年 3 月 26 日纽约时报第三版
报道文怀恩遇害的照片
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陵大学史》（张宪文主编，2002 年）说，“它确实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可这些传教士中很多是为中国的前途而忧心如焚的善良之士。”在该书列举的那些早期“为金大和中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的人中，就有金大的创始人之一、金大首任副校长文怀恩（John E. Williams，1871.6.11-1927.3.24）。不过，介绍这位金大历史上重要人物的中文文章似乎只有一篇，即曲拯民写的《文怀恩与金陵大学》（甘泉福音社《甘泉季刊》第 6 期，2003 年），而且有的内容不够确切。
金陵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南京创办的汇文书院。书院由传教士傅罗（C. H. Fowler）在南京“干河沿”（今金陵中学处）创办，英文名为“The Nanking University”。福开森（J.C. Ferguson, 1888-1897）、师图尔（George A. Stuart, 1897-1908）、包文（A.J. Bowen, 1908-1910）先后担任院长。美以美会创办汇文书院前一年，美国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s Mission,North）在汉西门一带办了一个男童小学，后于 1894 年迁到户部街，购置了房产，并命名为“益智书院”。第一、第二任院长为 R.E. Abbey 和贺子夏（T.W. Houston），1899 年文怀恩接替任第三任院长。在汇文书院创办后的第三年（1891），美国基督教基督会（The Christian Mission）创办了男童小学校“基督书院”（The Christian College）,地点在鼓楼西南，创办人美在中（Frank E. Meiges）担任第一任院长，文怀恩也参与了基督书院的创办。1906 年，益智书院和基督书院合并，取名为“宏育书院”（The Union Christian College），以基督书院原址为校址，美在中为院长，文怀恩为副院长。两年后担任汇文书院院长的包文也支持联合办学，1910 年“宏育书院”与汇文书院合并，中文名为“金陵大学堂”，英文名为“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包文为校长，文怀恩为副校长。
文怀恩是威尔士人，祖父去世后，祖母带着孩子们移民美国匹兹堡。不过当时文怀恩的父亲随姑母生活，未能和母亲同行；直到成人后，他才带着自己的妻子和4 个女儿于 1861 年离开威尔士，来到匹兹堡，后移居俄亥俄州。文怀恩 1871 年6 月 11 日出生在俄亥俄。文怀恩的童年和少年生活艰苦，他父亲在威尔士和到匹兹堡后，都主要是当矿工下井谋生。文怀恩起初也是随父亲下井。后来在哥哥的劝说下，父亲在文怀恩17岁时让他离开矿井，入学读书。1890 年秋文怀恩升入 Marietta College，靠勤工俭学读书。毕业后，在俄亥俄一中学（Salem Academy, South Salem,Ohio）教了两年书。在此期间，他决定要成为一位传教士，于 1896 年秋入纽约奥本神学院（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读书，1899 年春毕业。1899 年 3 月，文怀恩向长老会海外宣教理事会的申请被批准，不久后，他得到纽约长老会的资助，成为派往中国华中的传教士。1899 年 8 月2日，他在南萨莱姆与Lilian Caldwell成婚，两周后，于 8 月 15 日携妻启程前往中国，9 月 6 日抵达上海。
当时美国长老会华中教区的传教中心有宁波、杭州、上海、苏州、南京和安徽。刚到中国的文怀恩夫妇参加了 1899 年 9月 20 日教区在苏州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派他们夫妇前往南京。曲拯民的文章说，据蔡苏娟女士后来回忆，文怀恩夫妇在会上遇到蔡女士谊母李曼女士的父母李曼牧师夫妇；他们在南京工作，建议文怀恩夫妇到南京兴学，理由是中国为历史文化悠久之邦，人民多宗信佛教或道教，根深蒂固，复因受列强不平等条约束缚，排外情绪澎湃，基督教之传布进行迟缓，不如以兴办现代化教育为初阶，然后徐求开展。文怀恩夫妇遂从其建议（曲拯民，2003）。不过会议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长老会南京“益智书院”的第二任院长贺子夏（T.W. Houston）刚刚辞职，急需人去接手；虽然会议对文怀恩的能力有怀疑，但因李曼牧师夫妇，特别是李曼夫人力陈需要派人，会议遂决定派文怀恩前往南京。文怀恩与南京、与金陵大学的渊源由此展开。
文怀恩夫妇到南京后，不仅生活艰苦，而且不久即遇上义和团运动，各地排外活动此起彼伏。基督教各差会都安排传教士们躲避，文怀恩一家随不少外国人躲避到江西牯岭，后又艰难辗转前往日本避难，直到事态平静后于1901年3月回到南京。从1901到1906年，文怀恩在南京主持“益智书院”的工作。文怀恩夫人后来回忆说，这段在户部街益智书院的生活，既异常艰苦，又非常平静，自己的丈夫在这段时间中文学得很好，成为南京极少能够用中文讲道的传教士，也与书院的学生和街坊邻居结下了友谊。在这段工作中，文怀恩还对办学有了思考，认为美国各个基督教差会在华办学，资金和人力很分散，在艰难维持中还要相互竞争；不如集中精力联合办学，成效会好得多。文怀恩这样的思考是1906年长老会和基督会同意“益智书院”与“基督书院”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想法，后来也得到美以美会“汇文书院”第三任院长包文的支持。1910年“宏育”与“汇文”合并为“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干河沿校区为大学部，鼓楼校区为中学部，户部街校区为小学部。
但是不久文怀恩就离开了南京，因为他在差会的第一任任期到1906年结束了。在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下，他前往日本，做东京留日中国学生的工作。据说当时仅仅在东京就有 1.5 万中国留学生。文怀恩在基督教青年会开办夜校，既教英文，也传播基督教。这段日本生活，让文怀恩结识了孙中山等革命志士，有的甚至成为关系密切的好朋友，如后来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的王正廷。在日本生活、工作两年后，文怀恩带着一家回到美国休假（王正廷与其同船 )，1909 年 9月再次回到中国，回到金陵大学。
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文怀恩作为金陵大学的副校长，不仅在南京处理学校和社会上的各项事务，而且多次出差美国或借回国休假的机会，为学校的事情四处奔走，特别是募捐活动。例如，他 1906和 1907 年第一次休假回国后，为了推动三个不同差会在南京联合办学，特别是推动“汇文”与“宏育”的联合，想尽一切办法，一再推迟返回南京的行程，募集到了 4 万美元，成为 1910 年“金陵大学堂”成立的财政保障。后来可能是因为他从俄亥俄州慈善家 Louis Severance 那里募集到建设资金，金陵大学将一所楼房命名为“Severance Hall”（赛弗伦斯楼），即今天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北大楼。在他担任副校长期间，金陵大学鼓楼校区正在规划、建设。在校舍设计、建造的过程中，他反对以往美国传教组织在各地学校建筑中主要采取西洋式设计的传统，认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更适合中国学校，并在美国长老会会议上力陈自己的观点，得到长老会的支持，从而使金陵大学成为第一所将中国传统大屋顶建筑式样与西洋建筑式样结合的教会学校，金大的建筑式样后来为很多教会学校借鉴、模仿。文怀恩还根据自己在日本东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经验，建议让中国人在学校的管理中负有更多的责任。这样的想法与他在东亚的经历分不开，他认识到 20 世纪的东亚正在觉醒，顺应这样的潮流，是更明智的做法。而在 1911 年中国的大旱灾中，他竭尽全力为各地灾民提供帮助，则彰显了他对中国贫苦百姓的关心。
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一位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传教士，在 1927 年 3 月的南京事件中遇害身亡。虽然南京事件有各种说法，但基本情况是，1927 年 3 月 23 日，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攻抵南京，北方的直鲁联军退入城内。24 日凌晨，江右军各部开始陆续进城，并且未经激烈巷战，便顺利占领了全城。此后不久，城内忽然发生大规模的排外抢劫，从上午 8 时延续到下午 5 时，英国、美国和日本领事馆、侨民住宅及外国教堂、商店、学校等都遭抢劫。虽然有人说抢劫者是北军的残兵游勇和城市里的流氓无赖，甚至是共产党策动的阴谋，但不少学者认为国民军军人的嫌疑最大（参见陈谦平、丁兆东：关于 1927 年南京事件的几个问题）。文怀恩正是 24 日早晨在金陵大学礼堂附近遇害的。
关于文怀恩遇害一事，曲拯民根据 《文怀恩传》已经做了比较具体的介绍：那天早晨，文怀恩去医院探视了病人，再参加早祷会，与校园巡夜的人交谈。此时入城的南军，军纪荡然，任意进入外侨民宅抢劫放火。先有英领署被侵扰，继有日领署被捣毁，日本卫兵被殴打而逃。这些都是金大教职员亲见，但未出现於报章。俟金陵大学住宅区被侵扰后，文怀恩与西人一行共七人出外察看，即为枪兵拦住，并被强行搜身，旁观军人向空鸣枪示威，高喊：“打倒洋鬼子！”“打倒帝国主义！”结果，七人的钱包、金笔、表等物，都成了国民革命军的战利品。文怀恩用华语向劫夺他的人请求说：“给我留下这表吧！它不值什么钱，是母亲给我的纪念品！”所得到的答复是对准他脑门开了一枪，文怀恩应声倒地，与世长辞（曲拯民，2003）。
那么，在兵慌马乱之际，文怀恩的丧事是怎么办理的呢？以往，未见史料记载。一位耄耋老人告诉我：“隐约听长辈说过，文怀恩的安葬事宜，有戴安邦先生帮忙。”戴安邦先生是南京大学著名化学教授，他1924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在金陵大学工作。于是我请陈佩结老师帮助，联系上了戴安邦先生的女儿戴乐美老师。戴乐美老师告诉我，“有一次，我陪父亲在南大校园散步，在经过文怀恩故居时，父亲讲过当时的情况。”“父亲说：文怀恩遇难后，就被抬放到这里。我跑到鱼市街的棺材店，花了一个月的工资 20 块大洋，给他买了一口棺材。弄回来之后，就把他安放进去。夜晚，就在这里守夜。”鱼市街在今天南大南园东边北门桥一带。有些老人还记得，鱼市街的棺材店直到 1950 年代初还在。不过戴乐美老师和她的姐姐说，父亲没有说过更多当时的情况。
文怀恩就这样，在对北伐国民军的到来满怀期望中，却不幸在北伐军队入城后的混乱中遇害。他在国民党中的朋友对这一不幸深感遗憾。1929 年 1 月 11 日，他的好友、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为文怀恩墓立碑。该墓碑硕大，竖书着16 列的碑文，共 608 字，并钤刻有 2 枚印章，但该碑现存照片上的中文字不清晰。碑最下面的英文是：To the Memory of Dr. John Elias Williams, Respectfully erected by Chengting Wang（纪念文怀恩博士，王正廷敬立）。经多方调查得知，文怀恩的墓地在南京清凉山的西南山麓。清凉山附近的老居民王亚拿女士、汪先生等老人告诉我，那里当年被称作“外国坟”（外国人公墓）。如今那里墓地早平，遗迹无存，一部分垫高成为清凉门大街北端的一段路面，一部分在 1985 年由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建起了两幢住宅楼房。虽然文怀恩墓和墓碑都已不在，但他的事迹值得纪念。
（作者为金陵大学校史搜集者，经华涛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