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目标提出，一流大学与一流本科的关系问题就成为高教界争论不休、众说纷纭的论题。不少学者企图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寻找答案。然而，虽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后半段一度出现过研究型大学教育质量下滑现象，还发表过影响广泛的博耶报告：《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等，但美国问题背后的原因与我们大不相同，他山之石不是随便可以攻玉的。尽管总体上可以说“发达国家的昨天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今天”，但由于不同国家的起点和道路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必然各异。
　　美国当年教育质量问题主要成因有三：第一，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危机结束了美国等西方国家高等教育黄金时代，政府投入锐减，其连锁反应是大学教师必须走出象牙塔，必须向企业、社会争取经费。原来的学科结构和科研与教学融合的校园生态被打破，那么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自然是本科教育。用我们当下的话语就是学科建设冲击了本科教学。所以美国 90年代后提出的且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案都是以“科研与教学融合”为基本原则的，诸如“研究性教学”、“本科生科研计划（URP）”、“顶峰课程”、以学术性转换为目标的“新生研讨课”等等。美国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评估计划以推进此项改革，如著名的“万花筒计划”。有研究证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 2000 年以后教学质量已恢复
正常。
　　第二，西方的民主化进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80 年代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新一代掌门人，批判理论出现了诸多新形式、新高潮。这在高等教育上的反映不仅是社会问责被重视，而且大学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越发向多元化发展，进而带来课程体系的重组和更新。这也是美国后来在 90 年代改革中重提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的重要社会背景。也正是在这样的民主参与背景下，本科教育宣传工作在研究型大学得到空前的重视。从前一流大学可以高高在上，因为“一流大学必然有一流本科教育”，所以酒香不怕巷子深。但今天必须放低姿态。斯坦福大学前教务长的话一语道破天机：我们学校开始重视本科生教学了，但我们是让本科生参与到教授的课题中去。说到底，还是坚持以科研引领的、“科研与教学融合”的原则不动摇。
　　第三，大众化带来了非传统学生数量的急增和专业设置的多样化，打破了原精英教育阶段教师的教学自由习惯，教学法训练首次成为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必要技能。正如马丁特罗所言，大众化初期，不少教师失去了教学热情，于是撇开学生搞科研，使得原有的科研与教学融合的文化遭到破坏，导致科研与教学脱离。不过，90 年代以后，美国高校分类发展升级，一流大学重归精英教育模式，因此科研与教学融合的传统又逐步得到恢复。
　　不难看出，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美国自 19 世纪以来，经过了向德国学习科研与教学融合的阶段、经过了开发西部的赠地学院阶段、经过了为地方服务的威斯康辛思想阶段，等等。他们在处理政府 - 大学 - 市场的关系上、科研与教学的关系上，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诸多阶段同步进行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因此，处理学科建设和本科教育的关系问题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最新阶段的模式。
　　简言之，我国目前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质量问题成因也有三条：大众化以来教育普及卓有成效而创新人才培养不足；大学环境不能充分满足杰出学生的需要，致使优秀人才外流；由于学科建设任务繁重，科研与教学分离、重科研轻教学成为常态。此三点原因与上述美国三点原因的根本差异集中体现在大学成员对“科研”和“教学”本身的概念及其关系的理解上。美国叫科学研究；我们叫学科建设；美国没有一级、二级学科之分，教师们瞄准一流的科学问题自由探索；而我们按照一级学科评估科学研究。我们之所以叫“建”，是因为从无到有，而西方的现代学科雏形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确，我们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就是“知识传播”模式；我们不曾有过知识生产模式 I，更没有知识生产模式II。我们的“大学-企业-政府”三螺旋不是瞄准科学问题，而是瞄准经费获取，或者说经费划拨与科学问题脱离。而这种状况在西方历史上不曾有过。那么，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科研与教学融合就不仅仅是制度问题、教学技能问题，而且是观念问题。这个观念不仅涉及到怎样理解“学科”和“教学”概念，而且涉及到怎样理解知识、理解知识生产的意义和过程。
　　任何一国知识论传统都与其高等教育体制密切相关。我国的学科制度和教学制度是我们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后发超越的紧迫感结合而生的特殊制度。与西方地广人稀、四通八达的地理环境孕育下的两千多年的自由民主的历史传统，以及三百多年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大学与政府关系不同，中国作为自然资源贫乏、区域差异巨大、人口与民族众多的后发国家，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需要来看，都必须重视顶层设计、统筹谋划、有序推进。因此，中国的一流大学要有带着政府一起走向市场的能力和气魄，而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是可以从西方国家的过去可以学到的。美国 70 年代政府将大学推向市场，这与他们的传统一致，因此不难调整和适应；而在中国，政府放权、学科建设、科研与教学融合的改革方向却是与几千年的传统相悖，因而需要大学、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观念转换，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携手奋斗，打一场持久战。
　　综上，一流大学与一流本科的关系是时间和空间的函数。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一般应该经过三个阶段：以学科建设为中心阶段；观念转变阶段；无为而治阶段。在我们完成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学科的重新洗牌、尘埃落定之后，当校园里的所有成员而不仅仅是教育研究者都能认同科研与教学融合的真谛之时，“一流大学必然有一流本科教育”的无为而治的局面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