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极老师 1949 年 8 月毕业于国立南京大学生物系，兜兜转转又回到南京大学任教。青春时光，南大陪她读过，而此后，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母校。
　　谢老师与南大的情缘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高考时，她报考了南京大学，说起原因，她回忆道“那时候还是中央大学，规模大，名声大，又是最高学府，所以高中一毕业，我就立即报考了重庆，一点都没有多考虑。”
　　进入中大后，谢家极在重庆的柏溪分校念书。谢老师回忆说，嘉陵江边有一片开阔的田地，学校便沿着这个开阔地带搭建了草棚、竹篱笆，抹了泥和石灰，构建成了他们的简易教室，谢老师就读的生物系的实验室就在一个草棚房子内。当年，谢老师和同学们就在这个草棚中做实验、看显微镜、观察细胞。
　　学校不仅教室小、实验室小，图书馆也很小。谢老师说，那时他们每天下午都要去图书馆内抢座位。那时发电机的电量不足，灯光很弱，很多同学在图书馆抢不到座位，会自己在宿舍用油灯、蜡烛看书，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会发现很多同学的鼻孔上黑乎乎的，那是前一夜用了蜡烛的痕迹。
　　学习条件如此，生活条件自不必说，谢老师介绍道，当时他们一百多名女同学统一住在一个大统仓内，十个人一小间，睡的是双人木床。而饮食自然也不是很好，谢老师说他们吃的都是“八宝饭”，里面的“宝”主要是指沙子和老鼠屎。即使这样，饭还是不够吃，抢不到饭的女同学就吃不饱，有时会结伴下山买点麦芽糖、花生米做零食，买这两样也是因为这两样东西比较便宜。
　　有感于这样的学习条件，有位高年级的同学在过年时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挂在墙上，上联是：“想当初，初来兮，也曾经，油头粉面少年英俊”，下联是：“到如今，将去也，只落得沙眼胃病老气横秋”。
　　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但谢老师还是感到很幸福，她说，能够考上中大，能够在柏溪学习，她觉得很开心。
　　当然，迁回南京后，同学们的学习条件就好了很多，生物系有了专门的教室和实验室。
　　谢老师在上学期间参加了很多次运动，在1949年的一次运动中，她还受了伤。那是 1949 年 4 月 1 日，解放军已经准备要渡江了，当时蒋介石已经下野，李宗仁宣称要去北京和谈，但他“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被同学们识破了。
　　南京的各大高校组织了四千多人一同游行。谢老师回忆道，那天她回到学校，刚吃过饭就听到了敲锣的声音，说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同学回校的时候被警察打伤了，被从卡车上拖下来用棍棒打。
　　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立刻组织队伍包围总统府，中大的同学在总统府门口围了一个圈，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学。
　　下午两点左右，一辆载着军警的卡车向同学们驶来，军警们拿着棍棒开始追打学生，谢老师自己就被打了一棍。有三个人在这次游行牺牲：一位是政治大学的司机，叫陈祝三；还有两位是中
大的学生——程履绎和成贻宾。
　　陈祝三被当场暴打，后被拖到了一条阴沟里，活活闷死；成贻宾受重伤，腿骨折，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于 4月 19 日逝世；程履绎伤势也很重，头上有很长的裂口，在游行的第二天逝世，而那时他刚刚完婚。
　　谢老师回忆说，那时国民党败退了，南京处于真空，到处都是强盗，之后是共产党提出要保护学校、要复校。1949 年4 月，南京解放。同年 8 月 8 日，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1949 年，谢家极从国立南京大学毕业。那年六月，她被抽调至青年团南京市工委建团工作队帮助建团，之后被分配到南京市三中，做政治老师兼少先队辅导员。
　　后来谢家极在团市委工作了五年多，1957 年，她回到了南京大学工作，之后担任了大气科学学院的总支书与党委书记。
　　谈及对共产党的接触，谢老师说，她从小就很敬佩共产党，她的父亲就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她回忆说，她的父亲因为参加革命斗争，经常不在家，她对父亲的记忆大多来自亲友讲述的父亲的英勇事迹，这样的记忆让她觉得共产党员都像她父亲一般勇敢、机智、爱国。
　　同时，在学生运动中她也慢慢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好，她说，在青年会歌咏队中，她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与进步书籍，这些经历让她感到共产党治理中国是有希望的。在南大工作的这些年，也让谢老师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谢老师的一生都与南大紧密相关，从她的经历我们不仅能看到那个时期南大的历史，也能够了解到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采访 / 陈志聪 王璟 王聪 孙荻；整理 / 韦君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