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学科，更主要的是一种方法论。

■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具备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提供战略建议等四种功能。

■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

国家不搞经济是不行的

记者：您 33 岁时，就已成为当时南京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和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您是如何走上经济学治学道路的？

刘志彪：我与经济学结缘纯属巧合。我出生于丹阳的一个普通家庭，读大学前也曾经在工厂做过临时工，在农村插过队当知青。1978 年，怀着对文学的憧憬，我在报考大学志愿表上一连填写了好几个高校的中文系，可发榜之日却发现自己被刚刚恢复本科招生的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录取。当时还在农村知青点的我，犹豫了好几天最终还是去报到了，毕竟自己从农村来，有书读，有学上，就挺好了。

当时的安财大多是从上海那边的大学分配过来支援的老师，师资力量并不弱。我从老师的授课当中，渐渐明白一个道理——过去我们贫困，跟经济建设不是国家的主线有关，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国家不搞经济是不行的。担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课程的课代表期间，我开始对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产生兴趣，由此自觉主动地去阅读当时能够看到的经济学名著，并逐步体会到对经济学理论和政策问题进行思考的乐趣，进而立志致力于中国现实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1982 年 8 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刚刚恢复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人数很少的厦门大学计统系，师从专门从事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研究的罗季荣教授，主攻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专业，1984 年 12 月提前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厦门大学念研究生时，受到罗季荣、钱伯海、胡培兆、黄良文等教授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结构分析方法的熏陶，使我对国民经济学有了进一步了解。

我的学术积累最初来自对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本的反复精读，源于对库兹涅茨、熊彼特、凯恩斯、里昂惕夫、多马、凡布伦、加尔布雷斯等经济学大家著作的深刻钻研，同时还广泛涉猎了芝加哥学派、哈佛学派、奥地利学派以及日本产业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名著和系列论文。勤奋、刻苦、扎实的学生时代，为我后续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1984 年研究生毕业后，您为何会选择到南京大学任教？

刘志彪：老实说，我当高校教师，以及后来始终放不下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并不是出于什么崇高的动机和愿望，更不是为了成名成家，主要是为了一个朴素的动机：在南京工作，能就近照顾我的父母。为了这，我放弃了去国家计委工作的机会。

入职南京大学之后，我被分配到经济学系国民经济管理教研室。南京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国家如火如荼的经济改革，使我如鱼得水，迅速成长。1988 年，我被特聘为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并担任当时经济学系的系副主任。1996 年我担任博士生导师，2005 年成为国家在经济学方面首批为数不多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从职以来如果说我取得了什么成就，那一定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造就的。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同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紧密结合，同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深度、广度紧密结合，与国家对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紧密相连。这个学科是与时俱进的，也给予我们经济学者进一步施展才能的空间。

产业经济学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方法论

记者：国内许多学者都认为您对我国的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您为何会把产业经济学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

刘志彪：1992 年以前我的理论研究侧重于宏观经济学方面，1992 年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发现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结构方面的探讨更为重要，于是便把研究视角转向产业经济学的研究。

国外产业经济学 ( 也称为 IO 理论 ) 的发展，最早起源于反垄断和制定竞争政策的需要。芝加哥学派与哈佛学派之争的核心也在于此。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从日本引进产业经济学，其内容更多地关注利用产业政策推动宏观计划管理方式的转型。如果说当时 IO 理论离中国国情较远，而产业政策理论与中国的实践更为靠近的话 , 那么中国学者当时选择日本版本的产业经济学模式就是有一定道理的。实际上，我自己就是一个深受这种观点影响的学者。我认为，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首先要完善产业结构、规范产业组织、强化产业联系，由于深入到了结构和微观方面的研究，这对中国经济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实，产业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主要的是一种方法论。利用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运行的“转型、失衡和发展”问题，是我一直所倡导的，也是我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一贯准则。比如，除了传统的研究垄断、竞争政策外，产业分析方法可以从制造业向服务业延伸；可以与宏观经济运行相结合，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在微观上可以与企业管理理论相结合，研究公司战略经济学；可以与金融经济学相结合，分析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与市场结构问题；还可以与国际贸易问题相结合，分析公司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问题，甚至还可以将其触角延伸至劳动力市场、区域经济发展。以产业经济学为阵地，我的研究领域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向外延拓展。

用内需更好地联通国内和国际市场

记者：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对国内国际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面对新形势，我国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让人想起您曾提出的“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理念。

刘志彪：“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是我在 2012 年数篇有影响的论文中提出的概念，简单地说，就是过去全球化利用的是西方市场，对本国市场利用不足。现在需要利用我们庞大的内需，去吸收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其创新要素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也就是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

1992 年以来，中国坚定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在把握加入 WTO 的机遇下，中国凭借自身丰裕的要素禀赋优势，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量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加工贸易。“第一波全球化”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而“第二波全球化”是基于内需经济的全球化。两者不同之处还表现在：第一，“第一波全球化”前提条件是国内收入水平低，国内需求不足，而“第二波全球化”前提条件是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第二，“第一波全球化”战略目的是大量出口获取外汇，而“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目的则是利用国外高级要素发展本国创新经济。第三，“第一波全球化”战略核心为“用市场换技术”，“第二波全球化”的战略核心为利用国外高级要素发展本国创新经济。第四，“第一波全球化”的战略路径是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第二波全球化”战略路径是中国跨国公司处于价值链高端并进行发包，利用国内价值链成长为全球创新链。第五，“第一波全球化”实施方法是招商引资等“引进来”方式，“第二波全球化”实施方法主要是“走出去”，海外设厂或海外并购，获取海外高级要素。第六，“第一波全球化”所依赖的产业主要是可供出口的劳动密集型重化工业等，“第二波全球化”所依赖的产业为先进制造业以及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等。

记者：无论是“第二波经济全球化”，还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都主张扩大内需，这与经济全球化是否冲突呢？

刘志彪：扩大内需与全球化是相互促进协同关系，扩大内需是培育本国市场对国内外产品的需求能力。扩大内需可以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就是利用国外要素在本国加工生产，并在本国或国外其他市场销售；扩大内需也可以以封闭的方式进行，通过国内价值链完成产业增值过程，而不与国际经济发生联系。相反，如果市场规模扩大之后，按照本土市场效应理论，扩大内需可能会更好地促进出口。一方面，用内需虹吸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为我所用，发展创新经济，进行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依托于庞大的内需，实现规模经济和差异化的优势，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走上去和走进去。

总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基于内需的全球化一样，都主张通过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来实现新的全球化战略，它们显然不是不要国外市场，更不是封闭起来搞自我经济循环，而是要让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成长中起决定性作用，改变中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形式、方式和途径，不仅要以国内大市场体系循环代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单循环格局，而且要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链接起来，以国内市场发展壮大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

理性认识“链长制”“总部经济”等新现象

记者：在疫情大考下，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多地探索推动开发区产业链的“链长制”建设。对此，您如何看待？

刘志彪：我做过相关研究，南京等地在探索“链长制”建设中，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链长制”是说，在不确定的世界背景下，受疫情影响，产业链出现松动或者脱钩、断链，要发挥政府在产业链中的协调作用。比如，在生产资金、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短缺时，需要政府去协调供应。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让政府去管企业。政府何时需要出面协调，哪些不要管，需要厘清边界。简单来说，当市场可以通过交易自动解决，政府不应当去管；当市场不能协调解决的时候，政府就应该出面解决。

记者：现在很多城市都提出要发展总部经济，您觉得应注意些什么？

刘志彪：总部经济指的是众多企业将总部活动定位在特定城市的核心地区，通过自我强化效应而形成的集聚经济。总部经济反映了全球性城市在分工体系中所具备的功能或角色，它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为主要内容，并且作为主导部门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发展总部经济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总部经济不仅仅是企业总部的运营，也不是简单发展地产项目或者中央商务区，总部经济必须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总部基地和制造基地必须要形成协同定位的产业生态群落。其次，要根据区域分工与协作原则来进行总部经济的位置选址，要根据总部经济的类型与层级来进行错位发展。中国发展总部经济的主体应当是中国本土企业。现在跨国公司一般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者，或“链主”，它们一般位于其母国，并不是发展总部经济的主体；外资代工企业区位选址的主要因素是成本，一旦要素成本上升或遇到其他外部冲击，将迅速转移，因此也不是发展总部经济的主体；发展总部经济的主体只能是本土企业，本土企业作为后进者要在新兴产业方面进行赶超，成为中国发展总部经济的生力军。

预防智库建设“有库无智”

记者：您在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博士点、流动站、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国家智库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过许多开拓性工作。您认为，治学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志彪：这几十年来，我带了很多学生，仅博士生、博士后就有一百多人。我不挑学生，对学生没有偏见，一视同仁。报我的研究生，只要分数达到了，我就收。我认为，兴趣是最重要的。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缺乏兴趣，是永远做不好的。有了兴趣，不懂的东西会懂，浅的东西可以做深，不愿做的事情也会愿意做。怎么培养兴趣？其实就是正向激励，不停地证明自己能，就会产生兴趣。我选择经济学这个专业，就是跟老师选我当课代表有关。简单来说，培养兴趣，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在培养学生的方法上，我非常注重对他们的引导，特别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积累，这也是源于我自己读书时的人生感悟。指导经济学专业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我一般会要求他们先花一年至一年半时间，把基础的中高级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这三门课学通、学透、学扎实。专业课程一般不给他们指定教材，而是要求他们广泛阅读专业文献，尤其是直接看英文相关期刊上发表的最权威的 100篇左右的论文，反复研读、做笔记、讨论、思考、提炼、总结和分析，最后指导他们选择一个对中国经济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问题作为论文选题并深入研究。

记者：您现在是我省惟一进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长江产经智库的负责人，做国家智库与当老师有什么区别？您认为，新型智库应具备哪些功能？

刘志彪：做国家智库与当大学老师相比，都要以学术为基础。不同之处在于：首先，做智库要对政策有高度的敏感性，要第一时间学习中央政策，灵敏感觉到、预测到近期经济形势变化；其次，做智库要多做调查研究，要用数据和事实说话，不能只靠书本说话；再者，做学问要强调与众不同、观点独特，而做智库不能强调标新立异，只需要服从事实，最终的目标是给政府建言献策，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为了国家更好地发展。

做智库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要求高、变化快。2015 年 11 月，南京大学长江产经智库成为江苏首批重点高端智库，2017 年 9 月入选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在这一过程中，我对如何办好智库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大家都想办智库，为社会发展服务，这是好事情，但现实中有些智库“有库无智”，这个问题一定要予以重视。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有四种功能：第一，要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这是基本功能。第二，要有战略研究能力，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尤其是看到未来如何变化，为下一步战略提出真知灼见。第三，解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第四，服务中国外交，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助力对外交流。

本报记者 杨 丽 颜云霞（本文原载于《新华日报》2020 年 8月 18 日）